发布时间:2024-12-27 21:02:30 来源: sp20241227
如今,他们大多已年过花甲,“知其所来”的愿望愈发强烈,与亲人团圆的机会也愈加宝贵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,比对DNA数据,帮助他们找到亲人,续写着又一段恩情与亲情相融的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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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回来了”“回来就好……”1月12日,66岁的王志强终于见到了阔别64年之久的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从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长大的王志强,在相距2000公里外的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崔家村,找到了自己的根脉。
亲人紧紧相拥,喜极而泣。在场的人无不动容,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在这一刻奔涌而出。
穿上大红色蒙古袍与亲人相拥
1月11日,认亲前一晚,王志强的爱人乌兰把两件大红色蒙古袍挂了起来,把准备好的银碗、哈达装进包里,这是他们为认亲仪式特意准备的蒙古族服饰和用具。
按照蒙古族习俗,每逢盛大节日、喜庆的日子,他们会穿上华丽的蒙古族服饰,表达尊敬、喜悦之情。选择在认亲的日子穿上蒙古袍,王志强希望让家乡人了解蒙古族习俗文化,也以此表达难忘草原母亲养育之恩。
在王志强为认亲仪式精心准备的同时,他远在常州的亲人也在忙碌着。
王志强的大侄子崔文炳早早把水果、糖果摆上八仙桌,买来了象征团圆的馄饨。亲人们陆续赶到,十几口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。
王志强的三姐崔留珍拿出一张已过世父亲的照片,侄子崔山佳从手机里翻出叔叔王志强的照片,他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端详:“像!看着就是我们的家人。”
一切准备就绪,崔文炳捧着一大束鲜花,去酒店迎接王志强。路上,他向王志强介绍家乡多年前的模样,“这条马路以前是条河”“咱们家的祖宅就在东庄社区这里”。
年过花甲的王志强已忘记了有关家乡的一切。1960年,他被送走时还不到两岁。在王志强儿时的记忆里,他是蒙古族,生长在草原上,“牧民老乡每天会牵着奶牛来送奶”。
看到王志强走来,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二哥崔银富、三姐崔留珍快步上前迎接,和王志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亲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,见证这一团圆时刻,看着他们热烈相拥,许多人红了眼眶。
1月12日10时,认亲仪式在东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。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坐满了王志强的亲戚,有人专程从宜兴市、无锡市赶来。
“经数据比对结合背景调查,王志强、崔银富、崔留珍符合全同胞关系。”认亲仪式主持人、宜兴寻亲志愿者昌江涛现场宣读由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出具的《亲缘关系确认书》。
随后,王志强跟着家人回老家,一路上,他一直拉着三姐的手。饭桌上,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。这时,王志强问起自己头上伤疤的来由,崔留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:“我拿刀划的。”当年,8岁的崔留珍做饭时,把弟弟放在木制的学步车上,她削莴笋时不小心划伤了弟弟的头。
崔留珍一直惦记着这件事,没承想这道疤成了他们寻找亲人的标识。“姐姐,要不是你划我这一下,你们还认不出我呢。”在亲人面前,这个令他好奇多年的问题“揭秘”了。
看着高大壮实的弟弟,崔银富想起当时家里送走弟弟的缘由,“当时家里有7个孩子,实在养不活,最小的留下来就要饿死”。60多年后再聚首,他和家人们不禁感叹:“感谢内蒙古大草原把你抚养大,还养得这么好,现在又把你送到我们身边。”
亲情血脉难舍,踏上寻亲路
团圆来之不易,这背后是一波三折的漫漫寻亲路,更有公安民警、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与帮助。
养父母相继去世,王志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尽管从小隐约知道自己被当作南方孤儿,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。
王志强真正面对这个话题时,他的儿子已经上了初中。“你是上海孤儿吗?”有一天,王志强接到儿子班上同学母亲嘎鲁打来的电话,嘎鲁解释说她也是上海孤儿,想把大家组织起来,过几天一起聚聚。
实际上,王志强的身世已是公开的秘密。妻子乌兰的父亲曾和王志强的养父一起把他接回,乌兰把这个“秘密”告诉了儿子。有一次,儿子在和同学聊天时无意中提起,“我爸是南方孤儿”。“我妈妈也是。”就这样,嘎鲁知道了此事。
嘎鲁到锡林郭勒盟报社发了一个登报启事,建了微信群,逢年过节大家互相问候,平时一起聚餐、参加活动,“哪位兄弟姐妹家里有困难或者生病住院,我们都能出一份力”。
自2000年起,嘎鲁他们踏上了寻亲之路。
起初,王志强对于寻亲很矛盾,“既想知道答案,又觉得没有必要,寻亲这件事,除非对方真的想来找你,否则不会有结果”。
2007年,王志强准备了一些寻亲资料,和爱人乌兰抱着“去旅游”的心态,和同伴一起到上海儿童福利院旧址寻亲。
几次的寻亲会都没有实质性结果。2015年9月的一天,他接到一个来自安徽的电话,“对方问了我一些信息后,说我是他的弟弟”。不久后,这家人来到锡林浩特,王志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,极度渴望和失散亲人团圆的双方就这样认了亲。后来,在公安机关开展“团圆”行动中,王志强才发现他们的DNA比对不上。
寻亲路上,当地公安民警,还有志愿者成为强大后盾。
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乌达木被称为“寻亲大使”,他对王志强说:“叔叔,您放心,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。”
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通过分析,在比对王志强的DNA数据后,发现几个江苏省常州市崔家村的家系,可能与他有亲缘关系,随后把情况通报给江苏省宜兴市寻亲志愿者团队。
2023年12月14日,寻亲志愿者昌江涛和几位志愿者来到常州市崔家村实地走访。在征得对方同意后,由专业人员采集可能是王志强亲属的人员血样,寄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进行DNA数据复核比对。
当昌江涛联系到崔文炳想要采血时,他却拒绝了。昌江涛很纳闷,“正常人家能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!”
原来,崔文炳之所以不想采血,是因为之前也有过认错亲的经历。后来,他说:“在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下,我同意了采血。”
此次亲人相认,崔文炳与王志强都感叹道,“真的要感谢锡盟公安局,感谢志愿者,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,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亲人”。
帮助更多人圆梦
事实上,大多数自发寻亲过程十分不易,仅凭外貌特征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转机出现在2021年,公安机关深入开展“团圆”行动,依托打拐全国DNA数据库,帮助失散的人找寻家人。
乌达木说,当时有意向寻亲的“国家的孩子”来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记,采集完血样后再送到技术大队进行检验鉴定和分析。当年就有两人寻亲成功,现居住在锡林浩特市的苏和就是其中之一。
今年65岁的苏和从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,“我还有个妹妹,父母却总是偏爱我”。在他的记忆中,家里特意买了一头奶牛给他吃奶,每到过年衣服从里到外都是新的,上初中时就有了手表……后来,苏和的父母告知了他的身世,他记得那天放学回家,家里坐满了人,“连住在旗区的爷爷奶奶都来了,我父亲说要宣布一件事……”
养父母离世了,苏和开始想解开疑问:“我到底来自哪里?我还能见到亲生父母吗?”自此,苏和踏上了寻亲之路,到上海、江苏等地参加寻亲会。2016年,苏和在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下,采集了血样、做了DNA比对,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。
2021年5月,得知可以去当地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、分析比对DNA数据寻亲,苏和来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采集血样。
乌达木将采集来的血样录入DNA数据库,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青年警员们马不停蹄地展开DNA比对工作。与此同时,远在江苏的寻亲志愿者挨家挨户寻访,广泛搜集曾送出孩子家庭的亲属血样。
据乌达木介绍,通过DNA数据寻亲,是当前准确性最高的一种手段,但前提需要双方的DNA数据都录入数据库。尽管现在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,数据检测的速度越来越快,但拿到DNA数据之后,仍面临大量的工作。
乌达木说,寻亲双方两个地区的公安部门需要对接,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需要跟进核实。从发现可能的家系范围,到逐步缩小范围直至精准锁定,需要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时间。
如今,这些当年的孩子大多已年过花甲,随着年龄增大,对他们而言,团圆的机会更加宝贵。31岁的民警于海霞时常加班,“为了快一点、再快一点,我们总是守在机器旁边,出了结果马上进行下一步工作”。
好消息很快传来。2021年7月,苏和的DNA比对成功了,他的家人在江苏宜兴官林镇。接到寻亲成功的电话后,苏和不敢相信,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。
两年来,苏和同宜兴的亲人联系密切,经常打电话、发微信。2023年7月,苏和的哥哥姐姐带着儿女,一共12口人,驱车来到锡林浩特,在草原上游玩,吃手把肉、烤全羊。苏和找出当时的录像给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看,他们一家人在蒙古包里载歌载舞、把酒言欢。
开往草原的儿童专列
苏和将寻找到亲人的好消息,在微信群里分享给更多人,他们希望接上这份好运,早日圆寻亲梦。
苏和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已92岁高龄的姜永禄老人。姜永禄此前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旗医院的领导,当年,他带队不远千里、长途跋涉,把300多个孩子从上海接到内蒙古,其中就有苏和。
1月10日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来到锡林浩特市姜永禄老人的家中,书桌上堆放着几十封信,姜老正翻看着来自呼和浩特市、北京、上海等地的信件。
提及当年锡林郭勒盟接回孩子的话题,耄耋之年的姜永禄仍能清晰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1959年12月,内蒙古召开四级干部会议,各盟市、旗县、苏木乡镇重点卫生院的干部都参加了。会议决定,在5个旗县设立育婴院,由保育员照养孩子们一段时间,待他们恢复健康、适应了当地气候时,再交给牧民抚养。
“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,这次会议是最长的一次,为期40多天。”姜永禄说。
会议一结束,接入南方孤幼儿的工作正式开始。新盖了两排木质结构的房子,搭建小桌子、小椅子、小床,裁剪婴儿衣服,给保育员授课培训,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
1960年8月24日,姜永禄带着由医生、护士、保育员、会计组成的16人小组出发了。几天后,他们抵达上海市育儿院,眼前的孩子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大萝卜头、大肚子、细胳膊细腿。
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的准备,当年9月底,接运小组带着采购的药品、氧气、纸尿片等物资,接上孩子们,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。铁路部门特批两节“儿童专列”车厢,驶往1800公里外的内蒙古。
“这些孩子中,最小的几个月,最大的几周岁。”姜永禄回忆说,孩子们一会儿哭,一会儿尿,一会儿喊饿,火车行进的两天两夜时间里,接运小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合眼。
火车到达张家口站时,大街上正在耍龙灯舞狮子庆祝,姜永禄这才反应过来,“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啊!”
抵达后,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包德明带着两辆大轿车来接他们,先把孩子们送到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,在当地休整两天后,再把孩子们送到锡林浩特市、苏尼特右旗、阿巴嘎旗、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立的育婴院。
“我们一共走了6天,长途跋涉,顺利接回了这些孩子。”讲到这里,姜永禄长舒了一口气。
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
在阿巴嘎旗,当地举全旗之力,精心养护这批孤幼儿。
凭票供应的细粮对孩子们全面供应;旗供销社难得来了两箱苹果,都留给孩子;奶粉库存告急,供销社科长骑马下牧区寻找奶源,勒勒车(草原上使用的运输工具——记者注)拉回冰冻的奶坨子,“有的茶缸大、有的碗大、有的铁锅大,一看就是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”。这些难忘的一幕幕在姜永禄头脑中闪现。
收集牛奶时,供销社要给牧民钱,有的牧民急了。讲到这里,姜永禄提高音量,模仿牧民的口吻说:“这不是国家的孩子吗?这奶子是给国家的孩子喝,不是来卖的!”
一份份记录当时情况的史料,见证着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锡林郭勒盟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泛黄的资料——《锡盟1960年到1963年移入儿童工作总结》中记录着收养、领养儿童的情况;育婴院的情况;收养儿童的饮食、营养情况、伙食标准、存在什么问题,儿童领养情况等内容。
一份西乌珠穆沁旗育婴院的物资清单,详细记录着物资的规格、数量、新旧程度,“小孩鞋22双,旧的”“绒衣30件,旧的”“小孩绢布40个,新的”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内蒙古倾其所有,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这些孩子。
孩子们在育婴院里调养一年后,转交给牧民领养。就这样,王志强被养父玉力格图收养。他后来听人说起,当年养父解开胸前的扣子,把不到两岁大的他搂入怀里,另一只手勒紧缰绳,骑马把他带回了家。
王志强的养父玉力格图与养母关俊茹在包头相识、结婚,1954年来到锡林浩特市生活。养母在供销社上班,时常会积攒一些饼干带回家,王志强形容,自己从小是吃着“牛奶泡饼干”长大的。
身体养得越来越强壮的王志强很调皮。玉力格图当时是锡林郭勒盟水利工作队队长,在锡林河畔修建水库时,为了方便工人休息,就地搭建了帐篷,王志强拿石头把帐篷的玻璃打碎了。“父亲知道后,要教训我,母亲就趴在我身上挡着。”王志强回忆道,那时大家都说,“强子,你母亲对你真好啊!”
跨越时空的恩情、亲情接续
认亲后,王志强片刻没闲着,被邀请到各家各户吃家宴,餐桌上的话题不经意间就会回到“过去”,他向家人讲述着儿时的一幕幕,称自己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长大,“小时候没受过一点儿苦”。
在一次次交谈中,王志强和亲人了解彼此过去的生活,知晓了内蒙古、江苏的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,共享亲情之乐。
1月13日,老家的孙女带着王志强和乌兰游览了天宁禅寺、青果巷等常州著名景点,他们还在老家完成了祭祖仪式。
之后,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,崔文炳烧了一桌地道的常州菜,王志强又加了一道内蒙古美食蒸奶豆腐,把带来的内蒙古特产牛肉干、蒙古奶糖分给大家吃。一家人吃菜、畅谈、欢笑,许下了一个约定,“待到7月草原最美的季节,我们再相聚”。
1月16日,王志强和乌兰返回了锡林浩特,他们着急回家照顾孙子,置办年货。在内蒙古生活了60多年,王志强在草原上长大、结婚、生子,他早已成了内蒙古人,王志强说,“认了亲,我也不会改名,养育之恩大于天,我们一家人还要继续留在内蒙古生活”。
连日来,相继认亲成功的消息,带给乌达木和同事们无限的力量,成为他们继续做好工作的动力。乌达木把最近从宜兴带回的30多份血样,与已收集到的129位寻亲人员DNA进行比对分析,“相信很快又会有团圆的好消息”。
目前,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已经帮助11位“国家的孩子”找到了亲人。乌达木说:“我们会坚持找下去,让刑事技术手段为群众服务,为他们圆梦。”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石佳 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陈文韬】